李迅雷:城投债“信仰”仍需要保持,建议支持“遵义道桥”、“茅台化债”模式

  金融界5月27日消息 近日因为昆明国资委的一封声明,让城投债成为关注的焦点,当前地方债的规模和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已经越来越被重视。如何如何处置地方债务?

一份“会议纪要”引发各方关注城投风险 昆明国资出面 一纸“辟谣”能否让人安心?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发文称,地方债包括地方一般债、专项债和包括城投债在内的各种隐形债,其规模究竟有多大,尚有争议,但增长迅猛。包括银行、保险、基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是地方债的主要持有者,他们普遍担心的还是城投债务、非标等地方政府隐形债风险。例如,近期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在李迅雷看来,在土地财政缩水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又凸显出来。在我国政府杠杆率水平并不算高的前提下,我国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确实够高了。需要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债务余额的比例关系。“今后应加大中央政府的发债规模,为地方经济减负。”他明确指出。

  李迅雷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维护地方政府的信用,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故在城投公司还没有与政府部门完全“脱钩”之前,城投债的“信仰”仍需要保持。

  李迅雷建议给予困难省份一定的“托底”支持,在政策上大力度支持地方政府“化债”。如帮助地方政府(如城投公司的借新还旧)降低债务成本、拉长债务期限(非债券类债务展期,如遵义道桥实践银行贷款展期),通过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低息资金来降低债务成本,让债务更加容易滚续。

  李迅雷还建议,中央政策上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国有资产来偿债。他表示这类典型案例为“茅台化债”:2019年12月、2020年12月茅台集团两次公告无偿划转上市公司共计1亿股股份(合计占贵州茅台总股本8%,按当时市价计量市值约为1600亿元)至贵州国资。

  以下文字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ID:lixunlei0722),原标题《如何处置地方债务的辨证思考》

  截至2022年末全国城投有息债务54.1万亿元

  城投平台成为地方债务主要体现形式

  城投债是指城投企业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和中期票据。按照新预算法、“43号文”出台明确城投债与地方政府信用脱钩,城投公司定位由地方政府投融资机构转变为市场化运营主体,地方政府不再对城投债兜底。但实际上市场仍然把城投债看作由地方政府背书的高信用等级债券。

  因此城投公司通常都是地方政府下设的投融资机构,很难完全独立成为与政府无关的纯市场化的企业。城投的债务主要包括向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融资这两种方式,以前一种方式为主,但后一种债权融资的规模也不小,到2022年末,余额估计在13万亿元以上。

  总体看,2011年以来,全国城投有息债务快速扩张,每年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到2022年末,全国城投有息债务为54.1万亿元,相较2011年的6.4万亿元增长了7倍以上。

城投平台发债余额的增长

城投

图片来源:Wind, 中泰证券研究所

  因此,城投平台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债务的主要体现形式,规模明显超过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和专项债之和。城投平台中,如今,城投平台的债券余额大约为13.8万亿元,迄今并无违约案例,说明城投债仍属于地方政府背书的高等级信用债。但是,城投平台的非标违约情况时有发生,银行贷款展期、调整还贷方式的也比较多。

  地方政府应确保城投债按时兑付,不能轻易违约

  当前市场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的现象普遍担心,尤其对财力偏弱的东北、中西部省份,城投债的收益率普遍高于东部发达省市。2022年13个省土地出让金对政府债务利息覆盖程度不足100%(2021年只有5个),扣除城投拿地之后,捉襟见肘的情况更加明显。

  河南的永煤债违约之后,对河南省乃至全国的信用债市场都造成负面冲击,信用分层现象加剧,部分经济偏弱区域被边缘化。例如青海、云南和天津等近几年融资成本仍在上升;黑龙江、贵州2017-2019年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虽然2020年以来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但整体降幅相较全国更小。辽宁、广西、吉林、重庆、陕西、宁夏和甘肃2020年以来城投债加权平均票面利率降幅也明显不如全国。

  当前在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背景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为此,地方政府应该确保城投债的按时兑付。因为违约不仅不能解决债务问题,反而会恶化区域信用环境,导致地方国企融资难、融资贵。从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政府部门仍需要持续举债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需要保持政府信用,不能轻易违约。

  建议中央大力度支持地方政府“化债”

  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增强城投债权人的持有信心,首先要确保城投债不违约,这就意味着城投公司能够具备低成本的借新还旧能力。

  中央提出“谁家的孩子谁家抱”,意味着对地方债不兜底,但建议给予困难省份一定的“托底”支持,即在政策上大力度支持地方政府“化债”,如帮助地方政府(如城投公司的借新还旧)降低债务成本、拉长债务期限(非债券类债务展期,如遵义道桥实践银行贷款展期),通过政策性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低息资金来降低债务成本,让债务更加容易滚续。

  此外,对于地方政府可否通过出让国有资产来偿债方面,也希望中央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因为今年3月1日,国资委在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00503号提案的答复中表示,将适时出台制度规定及操作细则,探索国有权益份额规范化退出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充分发挥有限合伙企业的优势,助力国有企业创新发展。

  通过出让国有企业股权获得收入偿还债务,典型案例为“茅台化债”:2019年12月、2020年12月茅台集团两次公告无偿划转上市公司共计1亿股股份(合计占贵州茅台总股本8%,按当时市价计量市值约为1600亿元)至贵州国资。

  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维护地方政府的信用,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故在城投公司还没有与政府部门完全“脱钩”之前,城投债的“信仰”仍需要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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